从监督对象和内容来看，西方国家的议会主要审核和批准政府的预算、决算，监督重要人事任免和重大内政外交活动;法院的人事安排和法官的行为;监督和弹劾国家元首;监督议会内部机构和成员的行为。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主要监督本级人民政府、法院和检察院的工作，监督由其选举和任命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行为，监督下一级国家权力机关和上一级人大代表等。

(二)行政监督

第一，行政外向监督，主要体现在对立法权、司法权的监督。如美国总统可以否决国会通过的立法议案，英国内阁可以用立法提案权引导议会立法的价值取向，德国的联邦政府有解散议会的建议权、立法优先创议权等。而中国的行政机关基本没有这些权力。第二，行政层级监督，主要包括中央对地方和上级对下级的监督。在英国中央主要对地方政府组织机构运行机制、公共事务管理以及地方权力的运用进行监督;美国主要由州来对地方政府进行监督;法国一般是一些部长兼任重要城市市长或中央向地方派驻“共和国专员”代表。在中国，中央政府对各省(市)的人事直接监管，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对港澳台实行拥有高度自治权的“一国两制”。在上级对下级监督方面，西方国家的高官在形式上支配下属官员，但建立在公务员制度上的上级与下级之间实际是相互制约与依赖的关系，中国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实行集体领导下的首长负责制。

(三)政党和社团监督

西方国家的政党制度一般是两党制和多党制，政党作为竞争性的执政党或者在野党，其监督作用主要体现在监督选举、议会立法、政府决策及实施、间接影响国家司法机关等方面。而中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党派参政的政党制度，中共领导，各民主党派合作参政。在社团方面，西方国家存在着大量的规范的非政府组织、利益集团来监督和影响政府的行为;中国的社团组织一般具有较强的官方色彩，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监督的作用比较小。

(四)公民和舆论监督

在西方，公民的监督一般体现在其政治参与过程中，如参与投票、组织政治讨论、参加决策、游说政客等;在中国公民的监督主要是信访和举报制度;舆论监督一般包括社会全体舆论监督、国际舆论监督、社会公论和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等。西方国家的新闻自由度和新闻调控幅度比较大，而中国的新闻监督自由相对较小。

三、对中国监督制度的完善及反腐工作的启示

过去，国家更重视对腐败后的严惩。但十八大召开以后，新一届领导集体则更强调监督体系的完善与时效性，不仅关注法律监督与惩治，更强调了对权力运行中的监督，强调党的自身建设，重视监督体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建设。这反映中国的监督制度日益走向法制化、系统化与时效化。因此，通过中西方监督制度的比较，为中国监督制度的完善与反腐工作的有效开展提出几点建议:

首先，中央领导集体要有不怕被监督和监督出问题的精神，为了监督的实效敢于得罪既得利益集团的气魄，更要有推进监督制度发展的长远规划。西方国家的政府领导人时刻处于被监督状态，为了下一届可以连任，深入开展监督和反腐败工作，以净化党派内部环境和提高其信赖度。虽然中国政府领导人也是任期制，但是由于缺乏必要的监督，尤其是顶层设计即对最高领导层的监督，使得监督对最高领导层的道德素质依赖性极大提高，进而促使监督存在不全面性和制度缺陷。因此，在现阶段，一方面需要不断地去探索顶层监督制度的设计;另一方面，需要鼓励新领导集体监督和反腐不能只停留在“新官上任三把火”的形式上。

然后，亟待建立统一、高效、独立的监督体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廉洁研究与教育中心主任任建明指出:“现行体制是条块系统，三个系统五个机构，党有纪委、行政有监察和预防，司法有反贪和预防。尽管1993年中纪委、监察部就合署办公，十六大以来有派出机构的统一管理改革、建立巡视制度，但这个改革还没有完成。”因此，他建议应当把当前的监督系统进行有效整合，即“纵向垂直、横向整合”——纵向上保留中央和省两级机构，省级以下的监督系统都是垂直的，让监督机构具备完全独立性;横向上整合现在的多分布领域并且呈条块分割的系统，形成一个规范性的统一的监督系统，提高其监督效率。

最后，需要完善监督立法体系。西方监督制度在程序监督、政务公开和组织权限划分等方面的设计，对当下中国党政分开、依法办事、人民监督的进展具有积极意义。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认为，监督特别是反腐要靠法治，要制定《重大决策程序条例》、《政务公开法》、《行政组织法》，以约束和监督领导干部的重大决策权，敦促政务信息公开与规范，以及划分政府权力的边界，将公权力纳入法治轨道。

文章来源：《中外文化交流》 网址: http://www.zwjlzzs.cn/qikandaodu/2021/0427/73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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