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这种占领性的文化输入也开始了，汉代先进的文化、经济和生产技术对朝鲜发生了巨大的作用，在陶瓷业上也有了长足发展，汉代在朝鲜建郡，客观上造成了接受当时中国先进文化的极好时机。再有范晔在《后汉书》东夷传中曾记载说“武帝灭之（指卫氏朝鲜），于是东夷始通上京”。这句话除了可认为是汉武帝出兵古朝鲜的借口因素外，还可说明这样一个问题，即中国秦汉时期与日本的联系，大都是通过朝鲜半岛，而且乐浪郡一带是必经之路，以此作通道，中国文化和制陶、冶炼等生产技术传入了日本列岛。

越南，古时称安南，故其陶瓷器物都称作安南陶瓷。越南的陶瓷文化产生要远远早于泰国，这是因为越南境内的北部地区，自秦、汉设郡、县以降，直到公元939年吴权称王，期间一直属于中国管辖。因此，在这一隶属关系和许多移民定居此地的背景之下，中国的陶瓷技术便随着历朝政治、经济、文化的流向，一同传入了安南。

3.人口迁移

中国陶瓷文化传入日本最早的使者中国移民。从分布在日本九州及本州西部、四国西部的西平式陶器来看，基本是绳纹末期精制研磨的黑褐色陶器。这种陶器不但和朝鲜汉江流域出土的黑陶相似，制作技术相同，而且也和中国的龙山文化有关。町田甲一的《日本美术史》中也提到了绳纹陶器向弥生陶器的演变，是新的烧制方法促成的，而这种新的烧制陶器的方法则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毫无疑问，是大陆文化的作用，基本是中国古代移民在日本列岛上留下的文化痕迹，这在日本已经是作了验证的。

在中国的战国时代，因逃避战乱、灾荒而迁居到日本的移民中，确有一些曾以制陶为生的陶工。他们为日本古陶业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最先担当起了向日本传播中国制陶技术的使者。如此说来，移民是传播技术与文化最原始的形式，他们并非旨在带有什么使命而背井离乡，原本的目的只是为了寻求生存，文化使者的作用，则是客观上必然要产生的社会效应。他们与日本人一起生儿育女，繁衍后代。这样就为隋唐以后中国文化的大量输入形成了大系数的承接力，并为中国历代陶瓷技术的传入一段段地铺设了路基。

三、元代以前中外陶瓷技术交流的影响

中国元代以前的陶瓷技术在世界上遥遥领先的地位。古语有云“水往低处流”，技术的交流亦是如此。在元代以前的陶瓷技术中心在中国，这种陶瓷技术的交流依附在作为商品的陶瓷上单向的输出。但是这种技术的交流是单向的、而又漫长的过程。究其原因，在于当时的陶瓷生产只侧重于商品的价值，忽略了当时需求者的需要，陶瓷技术没有及时吸收到外来国家的反馈信息，那么对于陶瓷技术发展来说是极其不利的。

在当时的情况来说，介于国外陶瓷生产技术的不成熟，才会对中国瓷器的需求量大，也需要中国陶瓷技术的指导，在某一段时期，这种长期的单向的技术输出显示出了繁荣的景象。长此以往，必然将制约陶瓷技术的发展。当然，值得肯定的是，这种陶瓷技术的单向输出也有其深远的积极影响。中国陶瓷技术发展到唐宋时期，也相对成熟。唐代的通过陆上丝绸之路海外贸易大行其道，宋代由于适应瓷器对外输出的需要，东南沿海几省涌现了数以百计的瓷窑。

一方面，海外贸易的繁荣，给古代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的经济效益，在这种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促进了陶瓷技术的改进和创新，质量的提高，陶瓷品种的多样化，丰富了中国陶瓷文化以及扩大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另一方面，来中国贸易的有阿拉伯人和波斯人，他们将陶瓷运回中东地区，必然给予当地制陶工匠以很大的吸引力，促进了中东地区陶瓷技术的成熟。中东地区又是连接欧洲与亚洲的必经之路，这对之后欧洲陶瓷的发展做了技术铺垫。

从制陶到制瓷，到元代之前这个时期，已经经历了数千年的历史。本章从“丝绸之路”上的海外贸易，周边附属国的文化渗透，人口迁移以及僧侣及使节的入华四个中外陶瓷技术交流的形式，作为切入点进行分析。透过这些形式，我们接着分析了作为技术交流的载体，是传播陶瓷技术的人以及人群和海外贸易中的陶瓷商品。不难看出，在元代以前这种陶瓷技术的交流依附在作为商品的陶瓷上单向的输出。但是这种技术的交流是单向的、而又漫长的过程。虽然对中外陶瓷技术起过一定促进作用，但是陶瓷技术并不是正常的交流，这种形式是不平衡的，不利于陶瓷技术发展的。

文章来源：《中外文化交流》 网址: http://www.zwjlzzs.cn/zonghexinwen/2021/1130/84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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