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丝绸之路不可能保留至今。张骞出使西域的目的是联合西域各国共同夹击匈奴，《汉书》只记了他的行迹和西域的一些古国，并未记载商贸，也没有确切描述商路。古代欧洲人、中亚人知道丝绸和中国，至于丝绸之路，他们也没有记录。对这条古代国际商路的确认是近代的事，主要依靠考古发现。考古发掘了一个又一个“点”，将这些“点”连接起来，丝绸之路的几条“线”路清晰地呈现出来。考古学是西方近代产生的新学科，考古首先确认的点是楼兰古国。20世纪初年，瑞典人斯文赫定首次发现楼兰，而后，美、英、日本及我国学者接踵而来。楼兰遗址的发现印证了《史记》《汉书》有关楼兰的记载。张骞出使西域路经楼兰，在汉、唐和魏晋南北朝时期，楼兰成为中西贸易的中转站、交易市场和交通枢纽。楼兰的发现是一个“点”，后来在新疆的且末、于田、和田、叶城、喀什，考古陆续发现的“点”，连接了丝绸之路的南线；在库尔勒、轮台、库车、拜城、阿克苏，考古陆续发现的“点”，连接了丝绸之路的中线；在哈密、吐鲁番、乌鲁木齐、伊宁，考古陆续发现的“点”，连接了丝绸之路的北线。在中亚地区也发现了许多“点”，连接了丝绸之路在中国境外的线路。

考古不仅证明了丝绸之路，而且还印证了汉唐中央政府对新疆地区的有效管辖，及汉文化在西域的广泛影响。新疆发现的汉、唐的城址很多，城址既是国家政治的平台，也是连接丝路保证商旅安全的设施。如在轮台县发现西汉时期的西域都护府城址，车库县发现唐朝安西都护府城址，高昌故城则是几代王朝的治所。这些城址很多是按内地形制建造的。在昌吉州发现的北庭故城，分内外城，略呈长方形；早期的楼兰古城受中亚影响是圆形城，后来受内地影响，城为方形。烽燧也是丝绸之路的重要遗产，由敦煌至库尔勒沿线筑有汉代烽燧，是保护丝绸之路的历史见证。在城址及其墓葬中出土了大量汉字文书、汉文官印。如在楼兰遗址发现了大量汉文简牍、魏晋木简文书；在且末县汉晋时期的墓葬之中出土了汉文纸文书；在昌吉州吉木萨尔县的古城规中出土了唐代铜质官印“蒲类州之印”；在民丰县尼雅遗址发现的“司禾府印”等。在新疆的汉唐遗址与墓葬中，还出土了一些汉文典籍。如罗布泊西汉烽燧遗址中出土的《论语·公冶长》篇简，罗布泊海头遗址发现《战国策》残卷，尼雅遗址发现《仓颉篇》残文。此外还出土有《毛诗》《郑玄注论语》《孝经》《唐律疏义》《针经》等古籍抄本。在贵族墓葬中发现很多织锦上有汉字。如尼雅遗址墓地发现的汉晋时期织锦上有“延年益寿大宜子孙”“长乐大明光”“安乐如意长寿无极”“万世如意”“世毋极锦”“王侯合昏千秋万岁宜子孙”等文字；在罗布泊地区孤台墓地发现织锦残片上有“延年益寿大宜子孙”“长乐明光”“望四海贵富寿为国庆”等文字。丝绸是汉王朝馈赠他们的重要礼品，他们生前享用，死后随葬。①刘庆柱：《“丝绸之路”的考古认知》，《经济社会史评论》2015年第2期。

考古在城址及墓葬中发现了很多中外古钱币，汉唐的钱币最多，还有中亚波斯萨珊王朝、贵霜帝国的钱币。但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境内出土的骆驼俑，牵骆驼、坐骆驼的人，均为胡发卷曲的“胡人”，没有发现一例汉人牵驼俑，在西安、洛阳和宁夏的固原等地还发现了不少粟特人的墓葬。这说明来往于丝绸之路的商人主要是粟特人，不是汉人。粟特是古地区名称，位置在今伊朗、阿富汗北部，现属于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境内，是与我国新疆同纬度的地区。粟特人有自己的语言文字，他们是中国与欧洲商贸的中间商。张骞出使西域到达的大宛国在今乌兹别克斯坦西部的费尔干盆地，距长安已有一万两千里，再到地中海西岸，这中间有一长段荒凉的山地和沙漠边缘地带，可以想象，粟特人也是蛮辛苦的。因此往来于丝绸之路，近处一次要两三年，远处要八九年，一年至多十余批，少时五六批。一批多则数百人，少则百余人。②袁行霈等主编：《中华文明史》（第二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4页。由此可以判断，运到欧洲的丝绸价格必然昂贵，而且数量有限。

通过丝绸之路，内地的铸铁和凿井技术传到西域，现在新疆的坎儿井就是丝绸之路开通后出现的。经过这条路中国的丝织品、漆器、铁器、玉器外传，从西方传入的有西瓜、葡萄、石榴、胡麻、胡桃、胡豆以及胡琴、良马，等等。东汉蔡伦发明的纸，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已出现在西域、波斯等地。印度的佛教也借助这条通道传入我国的中原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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