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份提纲当时并没有发表，但陈云与李先念交流过。2月22日，李先念在一次会议上说：“我同陈云同志谈，他同意，在计划经济前提下，搞点市场经济作为补充。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是个补充，不是小补充，是大补充。国内要竞争一下”(5)《陈云年谱(1905—1995)》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236页。。在4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李先念代表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6)1979年3月14日，由李先念与陈云提出成立的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由陈云、李先念、姚依林、余秋里、王震、谷牧、薄一波、王任重、陈国栋、康世恩、张劲夫、金明等12人组成。以陈云为主任，李先念为副主任，姚依林为秘书长。的讲话体现了这种思路，讲话列举了现行经济管理体制的种种弊病。他认为：“总的来看是集中过多，计划搞得过死，财政上统收统支，物资上统购包销，外贸上统进统出，‘吃大锅饭’的思想盛行，不讲经济效果。”讲话提出四点改革原则：第一，在整个经济中以计划经济为主，同时充分重视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第二，扩大企业自主权，并把企业经营好坏与职工物质利益挂起钩来；第三，按照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明确中央和地方的管理权限；第四，精简行政机构，更好地运用经济手段来管理经济。在计划与市场问题上，着重强调了市场调节的作用，提出非关系国计民生的产品企业可以自产自销，允许价格在一定范围内浮动，企业之间可以进行竞争。国家计划也要“自觉运用价值规律”，国家运用立法、政策和税收、信贷和价格等经济手段对市场进行调节。(7)《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64—145页。在这份讲话稿中，李先念没有再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提法，而是使用了“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提法(8)因有人对“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提法有异议。参见苏绍智：《关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提法》，《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79年第74期；邓力群：《谈谈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79年第178期。。

当时对于市场经济和市场调节这两个概念往往是混用的。陈云讲的整个社会主义时期都必须有计划和市场“两种经济”的观点，以及李先念提出的“以计划调节为主，同时充分重视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的口号,其含义是相同的。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在接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副总裁吉布尼等人时说：“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有人据此认为，邓小平此时就已主张搞市场经济了，这是误读。邓小平还有另一句话：“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9)《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581页。这与陈云讲的“两种经济”的意思大体相同，都是讲要在计划经济中引入市场调节和竞争。当然，邓小平对市场经济的看法更具开放性。

经济学界对现行体制的讨论更加深入。从1978年11月起，由薛暮桥带领国家计委批准的写作班子在杭州开始撰写《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一书，总结近30年来的经验教训，批评“左”倾错误。参加撰写的有苏星、吴凯泰、何建章、余学本等人。该书于1979年12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后，引起国内外强烈反响。到1983年，总销量接近1000万册，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启蒙教材。(10)参见《薛暮桥回忆录》，第322、330页。这本书从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两个方面总结了近30年来的历史经验教训。薛暮桥大胆地提出，劳动力的交换“同样具有商品交换的性质”；生产资料也要像商业部门那样“采取商品交换的办法”；消费品供应应当增加流通渠道，减少流通环节，允许企业自销，允许小商贩长途贩运；价值规律应当通过价格波动来实现。

1979年4月16日至29日，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和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在江苏无锡联合召开关于价值规律问题讨论会，这是经济学界深入讨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理论问题的首次重要会议，参加会议的达330多人。会议一开始就触及中国经济体制的核心：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刘国光、赵人伟提交的《论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一文指出，长期以来有一种看法，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资本主义经济是市场经济，因此社会主义经济与市场不相容。由此带来了一系列消极后果：生产与需要脱节，计划价格脱离实际，资金分配上的供给制，企业结构上的自给自足倾向。文章从物质、财力、劳动力资源的安排和使用以及价格问题上，讨论了如何利用市场的问题，主张“要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最终废弃国家向企业硬性规定必须完成的生产建设指标”。这篇文章当时被胡耀邦称为“标兵文章”。(11)刘国光：《计划与市场关系变革的30年及我在此过程中的一些经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编：《学部委员与荣誉学部委员文集》，经济管理出版社，2009年，第46—47页。这次会议的最大突破是，在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生产资料也是商品等方面达成了基本共识，从而承认了竞争机制和竞争规律。有学者认为，这次讨论“起到了市场取向改革号角的作用”(12)王梦奎主编：《中国经济转轨二十年》，外文出版社，1999年，第197页。。 令人感兴趣的是，在会上有人提出：“社会主义经济也是市场经济”，“中国其实也存在市场经济。如社队企业”(13)《在全国价值规律问题讨论会上的论文和发言要点摘录》，《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79年第94期。在此前，国家经委访日代表团向国务院提交的考察报告中，也引述了来华访问的恩格斯侄孙的话：“中国也不是完全的计划经济，也有市场经济，只是比例比较小；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完全是市场经济，只是计划经济比例小。计划经济不是社会主义所固有的，市场经济也不是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参见张彦宁：《日本的工业企业管理情况》，《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79年第85期。。不过没有引起太多回应。当时一般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代名词；“市场调节”是一种经济调节手段，可用来为社会主义经济服务，对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认识也局限于“孰为主”和“孰为辅”、“制度”和“工具”的结合方式上(14)王梦奎主编：《中国经济转轨二十年》，第198页。。

文章来源：《中外文化交流》 网址: http://www.zwjlzzs.cn/qikandaodu/2020/1019/473.html

上一篇：巨野元代景教家族碑历史人名札记^*
下一篇：“航海文献与中外交流互鉴”学术研讨会综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