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后，美国国内政治极化现象日渐凸显，并以2016年特朗普赢得美国大选为标志而得到空前的强化。特朗普执政后，为避免美国国内政治极化的掣肘、对外获得实际利益、解决国内贫富分化、缓和多元主义文化冲击、赢得选民支持和汇集选票，便加紧将国内问题的矛头转向国际，导致国内政治极化加速向外交领域外溢延伸。特朗普政府为实现“美国再次伟大”所确定的“美国优先”外交原则与实践，严重恶化了国际环境，导致国际秩序充满了不确定性、危机加重。

美国国内政治极化加剧，对国家治理、社会整合的消极影响日益显现

政治极化是指“人们在政治生活中的政治态度和政治偏好趋于政治光谱的两极，并且两极的政治态度和政治偏好分歧较大、对立严重”。首先，民权运动及因此民主化程度日渐提高的美国政党制度，是政治极化的政治背景与条件。封闭型、开放型、半封闭型三种类型政党初选的不断调整，民主党和共和党“安全选区”的划分以及国会内部的政治运作，促使立场更为激进的政党和政党候选人易于崛起，加剧政治极化程度。其次，经济全球化推动的产业结构调整与收益分配的不合理加剧美国民众收入的不平等和贫富分化，导致各经济利益集团内部更加紧密团结。富人集团拥有更大的权力和影响力，通过影响国内公共政策的制定来强化贫富分层。利益集团的寻租行为加剧政治主张分歧，各方就某议题达成妥协的可能性降低，政治极化更加严重。政治极化与贫富分化又彼此强化，加剧经济和政治的不平等及阶层固化，推动政治极化不断走向深入持久。

民主党和共和党竞争加深政治极化。随着两党内部日益同质化与两党间日渐异质化的特征更加明显，双方在意识形态、政策立场上的差异持续扩大，在上述问题上两党内部的同一性则不断提高。两党的政治精英、大众选民以及“红州”与“蓝州”的区域分布更加清晰和固定。两党内部的中间势力、温和派日渐式微，两党之间的交集不断缩小。两党的政治领袖、精英更加极化，这些“积极分子”组成的自由派团体与保守派团体间争斗不断，在预算、税收、人事任命、社保、环保与移民等问题上的分歧更加凸显、难以调和。当前，由于两党都太过羸弱和涣散，导致政治极化更加不受限制。因此，美国亟需强化型政党，彼此以具有自洽性的政治纲领为中心相竞逐，确保在较长时期内一直以服务普通大众利益为己任。

政治极化症日渐深入国会政治博弈的内核之中。政党极化与“两院制”的制度安排，使得国会分裂的现象难以避免。在极化的党派政治影响下，近年来美国国会的立法、公共政策制度、人事任命等相关议程不断出现僵局。当国会参众两院或行政部门与立法部门分别被两党掌控时，联邦政府的分裂导致党派对抗更为严重甚至使决策过程陷入瘫痪，国会拨款与授权法案无法正常通过。为保证本党推行的政策顺利实施，总统会提名“自己人”或者“同路人”，参议院则又会极力“狙击”。历史上，政党影响力和集权程度在国会内部经历了数次沉浮。国会内部两党的集权改革使得两党议员变得更加忠诚，各自步调也更为一致，日益发展出对抗性的、为了反对而反对的心态，从而加深了政治极化程度，导致相关贸易立法更加难以达成一致，围绕政府预算开支和债务上限的斗争更为激烈。

政治领域的极化现象也引发了社会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加速分裂。美国国内政治两极化正由政治精英向大众选民扩展，普通民众在激烈的两党政治斗争下也变得越来越两极化。政党政治极化效应也扩溢到民众的社会价值观上，对民众的政治情感、认知和评价产生了重要影响。积极投票和参与政治的选民更加展现出清晰和一致的意识形态偏好，其政党认同也更为明显和强烈。选民依据自身收入水平认同于某一政党的现象也更加普遍，有明确政党认同的比例在增加，选民对领导人和公共政策的评价也趋于两极化，社会分裂风险陡增。

政治极化与美国分权制衡体系的结合逐渐形成了“否决政治”，导致否决为先、治理滞后、政争激化而行政低效，产生了一系列的政治僵局、公共政策震荡和社会分裂问题，对国家治理、社会整合的消极影响日益显现。

美国国内政治极化为特朗普政府采取极端外交政策、将国内矛盾转向国际创造了条件

美国国内政治极化与其外交紧密关联。冷战后，美国奉行的全球主义外交政策导致国内贫富分化加剧、非法移民增加、盎格鲁—撒克逊为主体的文化遭受冲击，强化了国内政治极化程度。与此同时，美国国内政治极化反过来又加速了右翼保守派力量的崛起，为特朗普政府采取极端外交政策、将国内矛盾向国际转移创造了条件。

文章来源：《中外文化交流》 网址: http://www.zwjlzzs.cn/qikandaodu/2021/0114/58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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