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古代中外航海技术的交流并不限于此，如宋代以后中国航海者常用的测深铅锤④，即在铅锤的底部做成凹陷，填入油脂等物，系上数十丈长的绳索，放入水中测量深浅，油脂粘带起海底沙泥，由此可判断海底是泥质、沙质还是石质。此前相关研究中一直没有提到其技术来源，但从一些海外考古发掘与研究中可以看到，这种测深锤在公元前6世纪的地中海已广泛使用［18］122，宁波“小白礁 I号”清代沉船中出土铅锡合金测深锤，也与地中海沉船中的铅锤非常相似。这种技术的内陆原型是古代埃及人用铅锤测量土地，后来沿用到航海中，古希腊希罗多德在《历史》中已有使用这种测深锤的相关记载［19］82-83。

用铅锤测深是北宋以后中国海员的常见做法，清代《台海使槎录》中更是称舵师可根据铅锤底部牛油沾起的泥沙判断航行所到区域［20］17，北宋《文昌杂录》中记载使臣前往高丽时，称“常以鑞碢长绳沉水中为候，深及三十托已上，舟方可行”［21］21，鑞是铅锡合金，“碢”同“砣”，鑞碢就是含有铅成分的金属制成的秤砣状物。文中提到铅锤测深的计量单位是“托”，明代《东西洋考》解释“方言谓长如两手分开者为一托”［22］170，地中海周边测深锤使用的计量单位“寻”即fathom，意为人伸展开双臂的长度，正与中国的“托”含义相同。由此可以判断，中国宋代之后的测深铅锤及其计量单位也是中外航海者交流的结果。又如《郑和航海图》在记录印度洋海域航线时，使用被称为“过洋牵星术”的等纬度航行法，在中国传统天文航海知识的基础上，以入乡随俗的方式借用印度洋海域的计量单位“指”和“角”［23］，从中同样可以看到下西洋过程中世界各地航海者广泛交流的情形。

三、郑和下西洋之后中国航海指南的变化

在后世中国航海者的民间针经和传说中，经常会提到下西洋事业给中国古代航海技术带来的变化，如明代《顺风相送》开篇即称书中航海经验与数据系由郑和船队传下⑤，又如清代闽台一带传说用“更”计量航程的方法“皆本于郑和”［24］138，而《台海使槎录》中也称这种以更为依据的航海指南，是由下西洋船队的另一位领导者王景弘传授［20］17。虽然不能排除这些故事只是传闻的可能，但如果考虑到在下西洋前后，中国航海工具书出现的巨大变化，则会对这些民间传说更多一种理解，因为从各种文献和考古资料来看，下西洋船队确实为中国海员们带来了更多航海技术。

郑和下西洋给中国航海指南带来的另一种变化，是此后中国航海书中的计量单位几乎全面统一，形成了以方位、航程、水深和星高四种定量数据为核心的编写体例。其中方位使用以一部分天干、地支和八卦称谓命名的罗盘针位，航程使用更数，水深主要使用以“托”为单位记录的铅锤打水，并辅以丈、尺计量的长竿测深；而在印度洋周边使用牵星术测星高时则使用“指”和“角”。从统一计量单位和形成编写体例的意义上来说，《郑和航海图》是一部具有转折意义的文献。而在此之前，在中国北方和南方的不同航路上，书写航海指南的方式并不统一。这可能是因南北地域差异造成，体现了中国各地航海技术各异的特点，也从侧面说明了在传统社会的通讯与交通条件的限制下，技术传播普及相对较慢的情形。如元代周达观所作《真腊风土记》中已经出现了向南方大海外航行时，航海路线中的具体针位信息：

自温州开洋，行丁未针。历闽、广海外诸州港口……又自真蒲行坤申针，过昆仑洋，入港［25］15。

然而在记录元代至明初北洋航线技术的《海道经》中，记载针位的方式却依然用东西南北记录，没有出现方位盘上具体的干支卦类方位名称。又如北宋时前往高丽的航路上已经出现了铅锤测深和计量单位“托”［26］892，895，然而直到《海道经》中，却依然在使用传统的长竿测量水深，以丈、尺作为计量单位，还出现了“寻”［8］196。在《郑和航海图》之后，中国航海指南书中普遍采用铅锤的“托”作为计量单位，但也有以丈、尺记载的数据，是因为依然保留着水竿测深作为辅助方式，而在一些地方，也会用丈、尺来表示铅锤的绳长。

在明清时期的各种航海指南中，记载山东沿海航线的清代《山东海疆图记》⑥显得与众不同。从记述特点来看，它应与描述北方航线的《海道经》有承袭关系，而与以南方航线为主的《郑和航海图》《顺风相送》《指南正法》等在计量单位上有明显区别。现将其与年代相近的《指南正法》对比如下：

文章来源：《中外文化交流》 网址: http://www.zwjlzzs.cn/qikandaodu/2020/1011/43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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