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海疆图记》）自刘家汪口开船，若值正东风，向东方乙辰约行六十里到龙门港，其山峻削，玲珑巨石，底水深数丈。向南巳丙约行三十里［27］159。

（《指南正法·暹罗往日本针》）出浅，用单庚取望高西打水七八托。用单巳三更取乌头浅外过［1］174。

可以看到，《山东海疆图记》里记载的计量单位与南方航海指南有明显差异，《指南正法》只用“单庚”“单巳”等罗盘上的干支针位，而《山东海疆图记》在干支之外还加了方向，即“东方乙辰”“南巳丙”一类。《指南正法》用更数记录航行路程，而《山东海疆图记》却将其换算成里数。《指南正法》的测深单位是托，而《山东海疆图记》依然用丈。这样看来，后者依然保留着早期《海道经》时的一些书写传统，在方位、航程和水深三个方面都明显区别于南洋航线的书写方式。然而《山东海疆图记》与《海道经》相比，变化又明显可见：

（《海道经》）刘岛开洋，望东挑北一字转成山嘴，望正南行使，好风一日一夜见绿水，好风一日一夜见黑水……即便复回，望大东行使［8］174。

（《山东海疆图记》）自养马岛开船，若值西南风，向西北乾戌出口转东北艮寅，约行二十里……又向东南巽巳约行二十里［27］159。

《海道经》中只有东西南北方向而没有干支方位，《山东海疆图记》却在方向之外又加上了“乾戌”“艮寅”等干支信息。《海道经》中计量路程的方式是昼夜，《山东海疆图记》中却在提到“更”的定义后，将其换算为里计程，远比《海道经》中精确。由此可见，虽然记述方式和计量单位不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北洋航线上的航海技术同样发生了改变，只是在书写方式上依然与南洋航线上的航海指南不同。这种差异有可能是《西洋番国志·自序》中提到的从“福建、广、浙，选取驾船民梢中有经惯下海者称为火长，用作船师”［16］6造成的，郑和下西洋船队中选取的是走南洋航线的浙江、福建、广东三省领航员，但南直隶以北地区，即位于今江苏、山东等地的民间航海者，由于其经验无法对下西洋提供借鉴，所以没有参与其中。当郑和船队中的南方海员结束下西洋任务，携带着学到的新技术和航线数据回到家乡后，其经验在南方航海者中广泛流传，而北方航线的海员们因距离较远而暂未受到明显影响，使得自《海道经》以来的航海针经书写习惯继续沿袭。然而在后来的交流中，由于浙江、福建、广东各地海船也要向北方航行，其航海技术和针经书写方式也影响到北方航海者，所以《山东海疆图记》这类北方针经在保留原有特点的基础上，又叠加了南方针经的称谓。中国的航海图在郑和下西洋前后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在《海道经》所附的《海道指南图》里，虽然保存有大量地名，但没有航行信息，是一种较为简单的航海示意图［8］193，而在《郑和航海图》中，绘出航线的同时还标注有方位、更数、水深、星高各种定量航海数据，可以看出在郑和下西洋前后，中国航海技术水平出现了全面提升。

结 语

航向、航程、水深和星高是定量航海技术中最重要的四种数据，在郑和下西洋前后，计程、测深、天文导航这三种定量航海技术在中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而关于航向的记述方式，在各地航海指南中也逐渐趋于统一。如同中国的罗盘外传后广泛应用于世界各地的航海活动一样，在西太平洋到印度洋的航路上，古代中国船员也向船队中的外国领航员（番火长）⑦学到了新的技术。据现有线索来看，中国明清时期航海指南中的短时段计程、铅锤测深和印度洋海域的过洋牵星三种方法分别来自古代印度、地中海和阿拉伯地区，其中短时段计程法和印度洋海域的过洋牵星术很可能是由郑和船队直接引进，而铅锤测深技术最晚在北宋传入中国。下西洋活动不但勘定了通往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各条航路数据，还促进了这三种技术及其计量单位的传播与普及，船队带回的航路信息代表着船员们共同的技术成果，并因其属于国家组织行为，具有实地勘测的权威意义，更能促成相关技术与数据的广泛流传，因此大幅度提高了中国定量航海技术的准确度和安全性能，也形成了此后几个世纪里中国实用航海指南和航行技术的基本形态。这一过程体现了郑和下西洋对中国航海科技的重要影响，也显示了古代航海活动中世界各地技术与文化广泛交流的情形。

注释

①关于《海道经》的成书年代等问题，可参考周运中：《〈海道经〉源流考》，《海交史研究》2007年第1期，第129-136页。②Captain （Madras Artillery）：A brief notice of some contrivances practiced by the native mariners of the coromandel coast，in navigating，sailing and repairing their vessels，The Madras Journal of Literature and Science，第 16卷，1850年版，第101-104页。此处在103页。③《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引用刘铭恕的文章，称12世纪初之后，中国航海记载中就明确提到或者暗示了航海单位“更”，但查证后可见原文只是说“无所说明”或者“亦未及此”，没有提到“更”的存在（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4卷第3分册《物理学及相关技术·土木工程与航海技术》，第619页；刘铭恕：《宋代海上通商史杂考》，宋史座谈会编辑：《宋史研究集》第十二辑，“国立”编译馆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80年版，第363页）。④John Peter Oleson：Testing the Waters:The Role of Sounding Weights in Ancient Mediterranean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in Volumes，2008，pp117-174.⑤向达校注：《两种海道针经》之《顺风相送·序》，第22页。陈佳荣：《〈顺风相送〉作者及完成年代新考》，陈佳荣，朱鉴秋编著：《渡海方程辑注》，中西书局2013年版，第307-335页。⑥《中国历代海路针经》中对此有简介，并称其为《黄中海程》。见陈佳荣，朱鉴秋执行主编：《中国历代海路针经》下册，广东科技出版社2016年版，第1091-1092页。⑦《明太宗实录》卷71、118，永乐五年九月己卯，永乐九年八月甲寅，黄彰健等校勘，“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版，第998-999、1499-1500页。

文章来源：《中外文化交流》 网址: http://www.zwjlzzs.cn/qikandaodu/2020/1011/436.html

上一篇：丝绸之路上的蚕丝与茶香
下一篇：“一带一路”背景下来华留学生动因分析及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