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明确的还有，本文所称在地化是针对移民群体而言，他们可能有第一代移民，也有二代、三代甚至更多代的移民后裔，只要他们身上还存有祖辈移出国原生文化特质且并未实现完全融入，就还处于在地化进程中，就仍在移民群体范围内。当完全融入后，就彻底归化为当地人而脱离了本文考察的移民群体行列。进一步讲，在地化的研究对象，是仍然保持原生文化特质的移民及其后裔，注重的是文化传承。一般认为，在地化是主体不明状况下的客观融入过程，本土化是主体明晰的主观融入过程。本文使用在地化的概念，则是反映移民在主客观综合作用下与当地文化互鉴的必然过程。以下从五个方面分析中国移民在地化的行为特征。

（一）在地化与经济活动

从历史上看，就多数移民而言，从到达移居地的那一刻起，不论他们本意是否念祖恋乡爱国，都不可避免地开始了在地化的进程。出于生存需要，首先经济生活必然在地化。这种现象很普遍，限于篇幅，仅以印度尼西亚为例。据史料记载，“1930年，爪哇华侨从事商业及运输业者占百分之六十一。而从事糖业、食品工业及木材业则居其次。”［6］

从现实看，移民经济活动的在地化表现得更为深入。199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东南亚某著名华人商业帝国也受到冲击。但是，该企业不解雇任何一名员工。这一做法得到该企业数十万当地员工的普遍认同，大家同舟共济，最终渡过难关。如今该企业在当地仍然蓬勃发展，并且经营地域有了更加广泛的扩展，企业整体实力也更加强大。这个案例证明，华人企业的成功同样受在地化的深刻影响。当企业能够正常赚取利润时，任何人都会坚持在利润来源地发展企业。但是，当企业陷入困境时，还坚守在当地且不解雇任何一名当地员工，这就不是常人能够做出的选择了。笔者认为，能够做出这一选择，说明该企业创始人不仅仅是出于维护企业诚信、着眼长远发展的利益考虑，同样还有为当地员工设身处地着想的情感付出。这是华人企业求得持续在地化经营的证明。由此可见，取之于当地，回馈当地，是华人企业经营成功并获得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反之，华人企业如果不能给当地带来利益，只将当地作为自己攫取经济利益的飞地，是注定不会有发展前途的。类似这样的例证，在世界各国不胜枚举。

（二）在地化与政治权利

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海外移民通常不关心当地政治，只顾自己赚钱。此说虽不无道理，却也不完全符合实际。许多事实显示，中国移民也很重视政治参与。例如，1956年4月27日，在吉隆坡精武体育会，数百个华人社团举行全马华人注册社团代表争取公民权大会，其大会议案录记载如下议题及决议：

（甲）凡在马来亚出生之男女，均为马来亚当然公民，议决：一致赞成照案通过。（乙）外地来马居住满足五年者得申请为公民，议决：一致赞成通过，并须免受语言考试。（丙）凡属马来亚之公民，权利与义务应一律平等，议决：通过照案一致赞成。（丁）应列华巫印文为官方语文，议决：一致赞成通过。讨论事项：（子）应否联络本邦各民族共同争取公民，议决：应与本邦各民族联络，共同争取公民权。（丑）大会备忘录，正本由主席团签名，并亲自连袂呈递独立宪制调查团主席。每团体共签六份。议决：一致通过，争取公民权达到目的为止。［7］

众所周知，1957年8月31日马来亚宣布独立。1963年，马来亚同新加坡、沙巴及沙捞越组成了马来西亚联邦。1965年8月，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联邦独立。从会议召开的时间看，当时马来亚尚未宣布独立，马来西亚联邦更未宣布成立。在国家还未成立的情况下，华人社团集会商议争取公民权，构成这一动议的行为逻辑应该是：我们是此地的主人，在即将成立的国家中我们有当然的公民权！由此看出，当时大马地域内的华人内心在地化意识表现同步于他们的国家想象。另一方面，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的确有不少东南亚华侨纷纷回国参加祖国建设，但从以上引述的内容看，仍然有更多的华侨选择留在当地，争取公民权利，建设既有家园。即使回国，大多也是部分家庭成员回国，家庭主体和生活基础仍然稳固在当地。现在国内七八十岁的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归侨，不少人都有仍然生活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兄弟姐妹及其后人等亲戚，他们当年的分离就是在地化影响在兄弟姐妹间的差异所致。当然，也有一些人当年回国是父母决定的，这恰好说明他们的父母受在地化影响，只愿意让部分家庭成员返回祖国。

文章来源：《中外文化交流》 网址: http://www.zwjlzzs.cn/qikandaodu/2020/1120/53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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