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随意化倾向。质量是中外人文交流的核心要义，中外人文交流机制也应有质量保障与监督机制才能充分发挥交流的作用。就目前来看，在中外人文交流实践中，如学生交流交换、学者的出国研修与访问、乃至高校之间的联合办学等都没有一个有效的监督机制。具体而言，作为中外人文交流的重要支撑，各种国家机构都没有对各种形式的交流成果进行审查与监督，如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开展的“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每年资助数千名研究生出国攻读博士学位或者进行博士生联合培养，虽然留学人员在归国后需要提交留学报告，但留学基金委员会并未对留学人员在国外的研究成果作硬性要求，导致很多留学人员在国外进行的是“放羊式”的教育交流，未能达到留学预期。再如，接收来华留学生时，来华留学生奖学金的主要选拔方式为书面材料审核，但仅通过书面材料审核很多时候并不能比较全面、真实地了解留学生的实际情况。或者说，为保障留学生的质量，书面材料审核是远远不够的。由此，留学生奖学金的有效利用率便很难保障。当然，教育交流仅是中外人文交流实践中的一小部分，却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可以看出当前中外人文交流中质量保障与监督机制的缺位。

最后，阻隔化倾向。显然，“一带一路”倡议的基本立场是积极推进各国人民之间的充分交流与沟通。落实在人文交流方面，自然也需要在交流过程中促进各国人民之间各层次、全方位的参与。但从现实境况观之，在中外人文交流中，尤其是在外籍人员来华交流中，往往存在着阻隔化的问题。例如，相比中国赴外国留学的人数，外国到中学留学的人数并不算多，但很多高校却对他们采取隔离管理的方式，即在中国单独住在留学生公寓、单独上课、考试等。这样管理的结果就使留学生失去了与中国学生相互学习、理解中国文化和社会的机会，也不利于教育国际化的发展。再如，很多承担中外人文交流高校的信息门户网站开设了英文版，但是这个英文版只是学校外围信息系统，点开相应的信息条目仍然是中文，留学生更是看不懂了。而且更为严重的是，作为外籍人员直接或潜在的接触者，我国高校诸多行政服务人员和管理人员能具备双语交流的比例都很小，更不用说后勤服务人员和其他人了，这直接导致一个结果就是来华留学生大学体验满意度的下降。我国对留学生实施“阻隔化”的单独管理，他们很难真正地从中国本土学生中了解相应信息，也缺少了国际化的氛围。总体而言，在很多方面，相关管理部门为了保护外籍人士，往往给予各种层面的扶持措施，反而不能促进外籍人士与中国人民的充分、全面交流。

（二）“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外人文交流机制的问题应对

为消除上述相关弊病，我们无疑需要积极探询解决相关问题的可能路径。

第一，认识层面的整全。在对待中外人文交流问题上，我国不能秉持功利主义、殖民主义的思维，但也需要警惕其他国家各种形式的意识形态输出，尤其是各种宗教极端主义思想。因此，在中外人文交流中，我们需要警惕其他国家将本国的政治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裹挟渗透到中国的文化中，破坏我国的人文传统等。正是在此意义上，为了更好地促进中外人文交流，我国首先必须加强民族语言文化的学习，以弘扬中华文化，增进民族的认同感和凝聚力，这是对中外人文交流可能遭遇问题的一种必然回应。

第二，组织层面的革新。为更好地促进中外人文交流，不仅需要我们廓清认识，更需要组织层面的革新。或者说，为了更好地推进中外人文交流，需要在整合职能的基础上全面使服务内容走向系统化。澳大利亚1969年成立的“高等学校国际发展计划组织”（IDP）是其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对外交流组织，它的主要工作有：投标准备工作、项目（含援助项目）和合同管理、合作项目和培训、学生信息咨询服务、刊印有关澳大利亚教育课程与培训的出版物、安排教育展览、国际会议和教学旅游、英语教学和测试等。这个组织在多个国家设立有办事处，同时还与各国政府、世界银行、亚洲发展银行签订教育发展项目，开展高等教育国际化方面的调查研究，同时澳大利亚还有“国际教育协会”和“国际教育基金会”等组织。但我国这方面的专门组织发展，显然还略显滞后。所以对于我国来说，建立专门的机构，无论是政府的还是民间的，明确好它们的职责，对我国中外人文交流的发展将是十分有益的。

文章来源：《中外文化交流》 网址: http://www.zwjlzzs.cn/qikandaodu/2020/1214/54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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