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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名:中外文化交流
主办:中外文化交流中心
主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
ISSN:1004-5007
CN:11-3004/G2
语言:中文
周期:月刊
影响因子:0.005423
期刊分类:精品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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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摩与雪莱的爱情诗比较研究(8)

来源:中外文化交流 【在线投稿】 栏目:期刊导读 时间:2020-09-09

【作者】网站采编

【关键词】

【摘要】:的看法,分别对于自由和快乐有着不同加权,则不细赘述。此外,徐志摩有一首描写新婚美好生活的《新催妆曲》,雪莱则缺乏婚姻生活题材的诗歌。(三

的看法,分别对于自由和快乐有着不同加权,则不细赘述。此外,徐志摩有一首描写新婚美好生活的《新催妆曲》,雪莱则缺乏婚姻生活题材的诗歌。(三)爱情、美与艺术爱可以产生美,美是艺术的灵魂,爱又是艺术的不变主题,爱情、美与艺术三者是分不开的。1.爱情与艺术相伴而生的书写倾向《当一盏灯破碎了》一诗中琵琶声起则爱情起,歌声断则情谊断;《音乐,当温柔的余音消失之时》也是同样,温柔的音乐消失了,情爱也就消失了;《致珍妮,并赠予吉他》,在题目中就显现了此勾连;《致珍妮》(To Jane)中则表述出“where music and moonlight and feeling/ Are one”(那里的音乐、月光和感情/是三位一体)。徐志摩《爱的灵感》把享受爱与享受音乐并论,但徐志摩诗歌中对于爱恋对象的美化更胜一筹。如前文所述,雪莱对于心上人的赞美有其局限性,局限在于对方的形态美上,虽也有“sweet voice,like a bird”(如同夜莺一般甜美的声音)这样的语言,但是水平有限,亦非其主流。而徐志摩则丰富精彩得多,《我有一个恋爱》《为要寻一个明星》将爱人比为“明星”;《翡冷翠的一夜》将爱人比喻为“头顶上的明星”“黑暗里的光彩”“天上不变的大星”;《苏苏》中的纯情女孩成了“野蔷薇”;《呻吟语》中的她如“清风”;《再休怪我的脸沉》将他和爱侣比作“桃花接上竹叶”“露水合着嘴唇吃,经脉胶成同丝命”;《两地相思》则在浅白赞美肉体的同时,大量使用了中国传统古诗中的意象;《我等候你》中也使用了大量比喻;《给——》中将女子比作“冬夜的明星”“暑夜的游萤”;《爱的灵感》中有“莲花”“阳光”“春风”“风中的花”“孝女”等表述;《她在哪里》中,诗人写“她”在“澹远的新月”“莲心的露华”“天真的烂漫”和“自然的至粹”里;《情死》中,爱人则是危险的红玫瑰……2.对于爱情的形象化烘托当爱情发生时,以景物烘托心情,是中国古诗的惯用手法,被徐志摩很好地继承发扬。此手法于《这是一个怯懦的世界》《落叶小唱》《她怕她说出口》《再休怪我的脸沉》《两地相思》《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季候》《车眺》《鲤跳》中皆可见。值得注意的是,雪莱也在诗歌中运用了这种手法,使爱情变成了直观可感的美的意境。如“I arise from dreams of thee/ in the first sweet sleep of night/ when the winds are breathing low,/ and stars are shining bright”,当他意识到爱上她的时候,从甜美的梦中醒来,夜晚清风徐徐,繁星掩映;“the keen stars were twinkling/ and the fair moon was rising among them/ dear Jane/ the guitar was tinkling”,当爱人弹起吉他时,星星眨着眼睛,月亮也在它们中间升起了。当失恋的时候,作者在开篇就写了“dark moon”(昏暗的月亮)、“rapid clouds”(乌云)、“gathering wind”(疾风)、“midnight”(午夜)等一连串黑暗的意象烘托情绪,颇有“枯藤老树昏鸦”之感。在这一方面,两人诗作类似。二、基于中外文化与诗歌传统的分析(一)如何看待雪莱的“理性”和徐志摩的“痴”雪莱在多首诗歌中,面对失恋的悲痛,还可以动用理性对爱情本身进行分析与探讨,发表自己的见解。此理性的行为可认为有两个来源:一是“泛科学主义”与“分析精神”。追溯西方历史,以商贸为主的生产方式给予欧洲人外向型的心态,认识事物时着重对真实的探究,形成了注重逻辑的思维方式。与中国“泛审美主义”相对,现代科学萌芽、启蒙运动以来,科学意识与科学精神在欧洲大陆蔓延,且影响到了文学领域,巴尔扎克“条分缕析”式的写法便可看出端倪。而启蒙主义哲学家又掀起新浪潮,影响了欧洲知识分子将看待问题的方法上升到哲学层面。这就形成了近代欧洲人善于分析、乐于分析、喜欢深度开掘的思维方式。抒情诗歌中兼以分析,雪莱面对爱情时理性占上风的原因可能也源于此。二是“幸福本位”的情诗创作。理性主义的进一步膨胀给了这一时期情诗写作新的特色。茅于美认为,19世纪爱情诗的内涵逐渐摆脱了文艺复兴时期“才子佳人”“英雄美人”的模式,走向了两心相悦、携手同行的境界,成为写作的潮流,这也是雪莱的爱情诗中“快乐”的加权很重的原因。爱情需要给个体带来幸福,同理,带来痛苦的爱情就值得审视了,至少不必过度耽迷其中,那么雪莱面对失恋可以转向理性反思便不奇怪了。而徐志摩的沉迷,除却个人性格,也关乎中国爱情诗的传统。中国爱情诗侧重于抒发离愁与相思、爱慕与情笃,关乎情事而非对于爱情本体的探讨,这定下了中国诗歌爱情书写的基调。如“求之不得,寤寐思服。

文章来源:《中外文化交流》 网址: http://www.zwjlzzs.cn/qikandaodu/2020/0909/33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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