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早期出使日记中，清朝的驻外外交人员还将目光投射到妇女群体的底部——包括从事女佣、女工、女店员等职业的劳工阶级女性。众所周知，在19世纪现代化和工业化的浪潮中，工作领域中的男性在性别分工体系中有着明显的优势，而女性所从事的大多是报酬不高、技术难度较低的工作，并且有相当多的女性是家庭服务业的主力军。据研究，1861年，2/5的工作妇女在服务业工作，2/5的妇女在纺织业和成衣业就业*潘迎华：《19世纪英国现代化与女性》，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6页。。总而言之，19世纪的女性是一支规模巨大的雇佣劳动队伍，用自己的血汗填塞着劳动力市场。

张德彝的《随使英俄记》和《五述奇》对欧洲，特别是英、德两国的劳工阶级妇女有详细入微的书写，对她们的职责、工资、待遇、言行举止等均予以记述和品评。在《随使英俄记》中，张

德彝详细列举了英国富贵人家女仆的各类名目和不同岗位，有服侍婢、伺候小姐婢、乳娘、怀抱娘、保姆、收拾卧房婆、洒扫婢、洗衣婆、刷洗厨灶婆、收置家伙婢、收洗生菜婢、蒸烙房婢、净擦灯烛婢、刷洗器皿婆、收拾小孩玩耍屋婢、收拾学房婢等等*张德彝：《随使英俄记》，第540页、541页。。不论是哪种岗位的女佣，每天的工作时间长，任务繁多，基本上是一种需要耗费大量体力和心神的职业。那么，如此一份令人身心俱疲的工作，其酬劳又如何呢？据张德彝的陈述，大约是以下的工资等级(表1)：

表1英国伦敦女佣年薪(1878年)职业等级年薪(英镑)女庖丁头等20～30或50～70洗厨婆头等20～28二等14～22收拾瓷器婆12～18刷洗家具婆10～12洒扫婢头等20～30二等14～22三等12～18女主梳洗婢20～35女公子梳洗婢14～25乳娘头等20～25二等14～18乳娘婢10～14洒扫学堂婢10～14洗衣婆头等18～25二等16～20三等12～16挤牛乳婆12～16

工资以外，女佣还会得到主人家配给的茶叶、糖、酒、洗衣钱、伙食费等*张德彝：《随使英俄记》，第572～573页。。此外，所有女佣的衣服均需自备，而男仆每年会定时得到工作服。研究者认为，19世纪后期，伦敦女佣的工

资要低于巴黎女佣的工资，但比北京女佣的工资要高4倍左右*邵义：《过去的钱值多少钱：细读19世纪北京人、巴黎人、伦敦人的经济生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20页。。对于这样的薪酬，清朝驻外外交人员的评论也是感叹“英国使用仆婢，其佣值之昂贵，较中国不只倍蓰”*张德彝：《随使英俄记》，第572页。。

出使日记中还记有在酒馆、咖啡馆任职的女招待员。英国女堂倌的月平均收入约合白银五两有余，在张德彝看来，这在中国算是比较不错的报酬了，但是以伦敦的生活水平衡量，却是“至苦者”*张德彝：《随使英俄记》，第449页。。不过，不少女堂倌时不时可以获得额外的收入。如1888年张德彝在柏林所见到的情形：“客既入座，女堂倌即群来献媚，或索资，或索酒，不一而足”；“女堂倌或见客系外人，或客心已迷，其酒价即随而倍增也”*张德彝：《五述奇》，第70页。。这些女招待或利用服务对象是较易欺哄的外国人，或故意卖弄美色和风情，从而索取小费、抬高酒价。

除了女堂倌，女工群体在出使日记中也有零星闪现。19世纪晚期任驻德参赞的张德彝发现“德京贫妇在外佣工者甚多”，如糖厂女工，“柏林城西稍南二百五十里，傍埃拉布河有村曰麻袋布者，有造糖厂，每年夏秋两季开工，入冬停止。故四方乡村妇女之贫苦者，皆于此时前往作工，半年后回也”；还有在洗衣铺务工的，“终日水洗铁熨，颇忙”*张德彝：《五述奇》，第443页、260页、350页。。同时期任驻美公使的张荫桓在智利街头看见“街车马车多女工执御”，这在当时的世界各国是独此一家的景象；而且智利妇女的工作范围十分广泛，“操工无所不有”，甚至包括一些男性的岗位*张荫桓：《张荫桓日记》，第323页。。

从清朝驻外外交人员的日记可以明显看出，在对以劳工阶级为代表的下层女性进行叙述时，时常不免含有一些负面色彩浓重的评价，一方面是针对她们缺乏教养的言行举止，同是在街道上遇见华人，“妇女则上等者目不斜视，间或倾头耳语；次等者，或掩口局局而笑，或论华人之面貌衣履；至其三等粗俗辈，则吃吃作笑声者多矣”。驻德使馆随员曾雇佣一名年近三旬的洋女仆，“方用数日，因其遗滴月经于楼板，肮脏不堪，逐去。再雇一名年逾五旬者，又因事繁劳累，自行辞去”。外国女佣卫生习惯不良、好逸恶劳的品行令清朝驻外外交人士大为头痛。另一方面，这些女性私生活的不检点之处也常在日记中被大加鞭挞。驻德使馆洋仆孟佗和其妻未婚私通；使馆人员陶森甲所雇洋女仆谢的娥，一日突然未婚产子。张德彝借此强烈谴责道：“处女生子，遍示馆中各人，忝不为耻，西域已化之大国皆如是乎？余至今疑之。”*张德彝：《五述奇》，第222页、405页、157页、298页。对于西方女性袒胸露臂的着装风俗，那些拥有开明思想的清朝外交官尚能从不同国家礼仪有别的层面予以一定程度的理解和接受，尽管态度是那么的勉强，而在面对一些西方劳工阶层妇女所呈现的开放的性观念、大胆的婚前性行为和较为复杂的两性关系时，清朝外交官们反应极为强烈，几乎无一例外地高高举起道德批判的旗帜，予以猛烈抨击。

文章来源：《中外文化交流》 网址: http://www.zwjlzzs.cn/qikandaodu/2021/0511/75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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