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结 语

清朝中期以后，在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冲击下，传统中国的天下观和华夷观也遭到重创。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从形式上接受了近代西方的外交模式，向“有约各国”派驻外交官*李文杰：《中国近代外交官群体的形成(1861—1911)》，第528页。。这一外交官群体所留下的日记，有不少关于英、法、德、俄、美等国女性的记述，包括她们的衣装时尚、文化素养、能力见识、阶层差异等，不乏各类生动传神的细节描述。尽管日记中的这些内容不一定完全客观准确，也未必完整全面，但最为重要的是，日记作者们均是在欧洲工业革命、民主革命之后来到西方的第一批中国使者，作为外交官，“他们得以贴近观察欧美诸国的权力运作状况，得以连续俯瞰工业化世界的社会生活概况，得以经常接触具有不同影响力的政客、官僚、贵族、财阀以及学者、文士等等。中西社会文化的差异，又使他们的观察的敏感度，感受的对比度，较诸久客异域者更为强烈”*朱维铮：《晚清的六种使西记》，《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1期。。

当然，就不同的日记个体而言，日记作者在书写西方妇女时，还是有着非常鲜明的差异。郭嵩焘、曾纪泽、薛福成、李凤苞等人日记中，外国女性所占的比重较小，他们关心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欧美诸国的政治制度、科学技术、军事装备、社会经济等方面。相对来说，张德彝、张荫桓、崔国因等人的日记，则在西洋形势、政术等要端之外，对外国女性给予了相当分量的关注。不过，即使是这些相对较为留意妇女信息的外交官，也有比较明显的区别。例如，张荫桓重点记录的是那些颇具才学见识的女性和女政治家，而对底层妇女基本没有太多兴趣，至于女性的着装、容貌等细碎之事，更不在其着意关注范围之内。与之相反，一生八次出洋，写下八部“述奇”日记的张德彝，正如其在日记凡例中所述，“所叙琐事不嫌累牍连篇”，他对西方妇女的衣服装扮、待客礼仪、社会风俗、八卦新闻等无一不予以精细的刻写，而且上至王室贵族，下至民女仆妇、街头流莺，都被形诸文字。与二张相比，崔国因的日记较为“匀称”，兼取二人之侧重，用力相对平均。早期出使日记中的这些差异，应当是与书写者，即这些外交官的出身背景和所任职务不同有密切关系。

尽管不同的日记作者笔下的异国女性所占篇幅、描写侧重各有特点，就整体而言，早期出使日记中关于西方妇女的记述基本上都不免存在流于表层、肤浅的局限性。出使泰西的外交官在踏上异国土地时，看见的多是一个熟知世界的颠倒和一切崭新的秩序，在这样的视域下，他们的日记基本上是以“述奇”为基本出发点。带着“猎奇”的眼镜去发现和看待异域女性，就很难将她们当做一个平实的对象予以冷静描述，这也导致记述中的一些偏差，缺乏全面性和深刻性。

其次，在“转型时期之前，传统儒家的修身观念与圣贤君子的理想，基本上仍然维持比较稳定的地位”*王汎森：《思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55页。，大部分外交官深受儒家文化熏染，固守着传统的社会性别伦理，在选择书写哪些女性、女性的哪些方面以及品评女性的标准时，都不由自主地努力将古老中国的那一系列以礼法和女德为内核的性别规范，套用在西方妇女身上。最明显的，就是用儒家理想化女性的“四德”模式——妇德、妇言、妇容、妇功，来刻画各种不同身份、阶层、职业的西方妇女，并以此进行价值评判。本应与中国深闺女性形成鲜明对照的西方妇女，在此统一模式之下，所呈现出来的形象显得单调、单薄，从总体上看，缺乏风采和生气。并且，日记书写者时常流露出中国礼法原则的强烈优越感，强调“中外风俗不同，女教尤甚”*章梫：《翰林院检讨章梫呈为代进女小学四卷》，戴礼：《女小学》，北京：京华印书局，1908年，第1a。，并不断提示男女有别、内外有别的中国传统价值观的意义所在。虽或记载一些言行、思想方面对中国女德制度权威形成悖逆与挑战的西方女性，这些作者总是流露出对跳脱框架、从身体到灵魂都自由自在的西方女性及其所代表的性别实践的深深恐惧。虽然有少数因历练洋务、思想较为开明的外交官，如“颂美西法”，“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陈寅恪：《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寒柳堂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167页。的郭嵩焘，会在日记中赞誉西方社会女杰和女性历史人物，却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接受了性别关系的新准则，他们的态度依然是慎重的、克制的以及有限度的。他们“称赞西方女性的英雄事迹，又往往用熟悉的女德概念去重写她们”*[美]季家珍：《历史宝筏：过去、西方与中国妇女问题》，杨可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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