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这批最早代表中国看世界的外交人员所处的时代，正是西方女权运动再掀高潮的风云时代；他们所出使的英、法、美等国，正是女性以争取参政权为目标而开展各类声势浩大斗争的热土。这些当时当地与妇女自身关系最为密切和重要的世界大事，却在早期出使日记中或是根本没有提及，或是零星数语一笔带过。即使像曾纪泽，虽关注到了英国女性要求获得选举权这一问题，却严厉批评那些以群体力量争取自身权益的女性的行为相当过分：“英国敬重妇女，相习成俗，他国视之已为怪诧，而妇人犹以不得服官、不得入议院预闻国政为恨，甚矣，人心之难餍也。”*曾纪泽：《曾纪泽日记》(中册)，第875页。这显然是在中国传统的妇人不预外事理念指导之下，对于新的性别秩序的严重排斥，也透露着一丝对男女平权会导致性别隔离消弭的隐忧。可以说包括外交官在内的晚清士大夫们，不仅面临着来自心灵秩序、政治秩序的危机*王建朗、黄克武主编：《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晚清卷(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903页。，同样也切身感受到了现有社会性别秩序松动的巨大冲击。

沐浴在19世纪的余晖之中，身处传统礼教、儒家性别秩序与西方文明、西方性别伦理和实践相遭遇的前沿，晚清外交官在性别角色、性别观念、两性关系等问题上的认识和评判，透过出使日记的字里行间，可以略见一斑。而西方女性作为晚清出使日记中一类独特的书写对象，未能完全展现出更加完整的群体风貌和更为详尽、鲜活的个体特质，这虽不免留下了诸多遗憾，却也正反映了历史的必然。

附记：本文曾在2017年7月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主办的“世界史中的中华妇女”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宣读，得到卢苇菁、刘咏聪、连玲玲等教授的指正，谨致谢忱！

文章来源：《中外文化交流》 网址: http://www.zwjlzzs.cn/qikandaodu/2021/0511/75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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