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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名:中外文化交流
主办:中外文化交流中心
主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
ISSN:1004-5007
CN:11-3004/G2
语言:中文
周期:月刊
影响因子:0.005423
期刊分类:精品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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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蹄金角犊子经》的中外传播及其衍变(5)

来源:中外文化交流 【在线投稿】 栏目:期刊导读 时间:2020-10-28

【作者】网站采编

【关键词】

【摘要】:其一,于元代被编入《十地记》,成为其中的《第七地》,采用讲唱形式,继续宣传佛教教义。这期间传入朝鲜半岛。 其二,从明清到民国以《金牛太子

其一,于元代被编入《十地记》,成为其中的《第七地》,采用讲唱形式,继续宣传佛教教义。这期间传入朝鲜半岛。

其二,从明清到民国以《金牛太子宝卷》之名传播,并分化出两个子系统:前者较多保留了佛本生故事的特点;后者注入世俗趣味演变为中国式宫廷故事。

其三,明清时期,又与其他历史与民间传说结合,演变为以《狸猫换太子宝卷》《李宸妃宝卷》命名的以宋朝宫廷斗争为背景的世俗公案故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宝卷宣讲活动停止,这类故事的宗教性传播过程中断,但故事本身并未消亡,而是化入民间,成为多民族多语言传讲的充满神异色彩的“牛犊娶亲”类故事。

《金牛宝卷》之外,明清时期“金牛太子”故事的流传还有其他形式,比如戏剧表演。据学者调查,明清时期陕西西路、南路演出的秦腔剧目中都有《金牛脱壳》一剧,讲述唐僖宗时,西宫吴妃陷害何皇后,何后生太子,吴妃以狸猫换之,将太子喂牛,母牛生牛犊,吴妃要屠儿取牛儿心肝,牛儿逃出,得金星赠梨枣,牛儿吃下,脱去皮壳变身为人,何后之兄带兵来救,终使真相大白[注]陕西省艺术研究所编《秦腔剧目初考》,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45-246页;鱼讯主编《陕西省戏剧志·宝鸡市卷》,西安:三秦出版社,1996年,第462页。。与第二系统的《金牛宝卷》几乎一样,可谓是另一版本的“狸猫换太子”类故事。

三、佛本生故事画的流传

《银蹄金角犊子经》中的佛本生故事,除在民间以讲唱形式传播以外,还以佛教本生故事画的艺术形式传播。就笔者考察,见于文献记载的这类故事画共有三处。

1.晚唐五代天水麦积山石窟“银蹄金角犊儿”本生故事画

五代王仁裕在他其笔记《玉堂闲话》中有一篇有关麦积山窟崖的记述,其中载道:“其上有散花楼、七佛阁、金蹄银角犊儿……”[注][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397,注出《玉堂闲话》,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3181页。所谓“散花楼”“七佛阁”,都是麦积山石窟的代表性佛窟建筑,今尚有存;“金蹄银角犊儿”位于“散花楼”、“七佛阁”之后,也应是同类的代表性建筑或内容。今人以之为第5窟“牛儿堂”中的一个小牛犊塑像[注]麦积山今存第5窟称“牛儿堂”,其中塑有一只头朝西南卧着的小牛犊,上有力士踩在牛儿身上,被后人认作王仁裕所说的“金蹄银角犊儿”,当是附会。冯国瑞《天水麦积山石窟介绍》,《文物参考资料》1951年2期10卷,第167-186页。,恐是误认。“金蹄银角犊儿”一名,更可能是“银蹄金角犊儿”的误写。既与“散花楼”“七佛阁”并列,也当是佛窟建筑,并具备代表性,结合有关《银蹄金角犊子经》的认识与王仁裕的记载,推测“金蹄银角犊儿”极有可能是指绘制有《银蹄金角犊子经》佛本生故事画、展现释迦如来前生神迹的一个窟室[注]李小荣在其文中已有提及,未作详论。参李小荣《“狸猫换太子”的来历》,第151页注释①。。虽然现在已经看不到这个石窟和壁画,但从王仁裕的记载,以及其他地方现存此类壁画的有关内容,还是可以推测出,晚唐五代时期,《银蹄金角犊子经》已经通过壁画的形式在民间流传。

2.明代山西平遥县南神庙耶输祠正殿佛本生故事壁画

明代绘有“十地修行”佛本生故事画的寺院,从文献记载来看,首先为山西平遥县南神庙的耶输祠。据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重修耶输神祠钟楼碑记》记载:

详夫耶输神祠者,其来远矣。始自周而至今,经万而有余。留墓冢以显于遗炭之景,建宝塔而存于千年之名。是于前代之间,始立正殿一所,内塑妆耶输圣像容仪,两壁彩绘十地修行故事。次建两庑,东则三大士菩萨、二八罗汉;西则子孙圣母,侍列诸神……此庙起盖年深,摧残颓毁,屡代重修不计其数也。[注]张正明主编《明清山西碑刻资料选》第1辑,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16页。

该祠所祀主神为释迦牟尼出家前的妻子耶输夫人[注]此碑记所载之“耶输”,或写作“耶殊”,所指应是释迦牟尼出家前的妻子耶输陀罗,罗侯罗的母亲。《释迦如来十地修行记》“第十地”中即写作“耶输”。不过也有学者误认此“耶输”为基督教的“耶稣”,并依此判定《重修耶输神祠钟楼碑记》为一篇与景教有关的道教碑文,并论证了明代景教的道教化。为免读者疑惑,引起歧义,特此说明(如王卡《明代景教的道教化——新发现一篇道教碑文的解读》,《世界宗教文化》2014年第3期,第16-18页,后收入刘固盛主编《道家道教与生态文明》,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9-44页;杨富学、彭晓静《丝绸之路与宗教文化的传播交融》,《中原文化研究》2014年第5期,第41页)。,故其正殿“两壁彩绘十地修行故事”,表现释迦前世修行的种种神迹,也正是适宜的题材。结合“金牛太子”故事在明代广泛流传的情况,该寺完整绘制“十地修行故事”,其中必当有包含“金牛太子”故事的“第七地”。其始绘的时间,应与建庙设祠的时间一同考察。据重修碑记,该神祠的创建虽不会如碑文所说“始自周而至今,经万而有余”,但从“是于前代之间始立正殿一所”、“此庙起盖年深”看,也有相当年代了,至少在明代之前已经建成。其正殿两壁本生故事画的绘制也当与神祠创建时间一致,而远早于此重修钟楼碑记撰写的嘉靖四十一年(1562)。可惜的是这些殿堂壁画虽经后代多次重修补绘,但最后还是损毁无存[注]参董金宝主编《平遥佛教文化史辑》,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6页;雷桂萍《平遥县南神庙剧考论》,载《中华戏曲》编辑部编《中华戏曲》第47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4年,第74-89页。。


文章来源:《中外文化交流》 网址: http://www.zwjlzzs.cn/qikandaodu/2020/1028/50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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