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的这种计谋，在读者看来，是军事智慧，对天气和人心的洞察，而在鲁迅看来，准确地预测三天之后必有大雾，则是多智到近乎妖怪，而按刘再复的逻辑，完全是阴谋诡计。

关于诸葛亮“多智”在艺术上的精彩这一点，我在这里暂且按下慢表，另外单独讲一次。

现在只说曹操。《三国演义》的非凡艺术魄力在于让他最后也死在多疑上。他脑子里长了一个瘤，当时有个神医华佗诊断，这是可以治的，只要把头壳锯开，取出瘤来就好了。曹操怀疑了，那不是要我的命吗？不行，不但不让他治，还把华佗关起来，结果华佗死在了监牢里，曹操最后就死于脑瘤。

这一笔，看来是小情节，在曹操整个军事政治生涯中，所占篇幅也不大，没有多少渲染。但是，这正是《三国演义》作者举重若轻，寥寥几笔完成了曹操在漫长过程中高度统一的性格核心特征。如果说开头杀吕伯奢是凤头，历次战争中的丰富表现是猪肚，这一笔，则是豹尾。这个豹尾得力于作者对历史素材的天才改编。

史书《魏书·华佗传》中说华佗的医术虽然高明，但心中常感委屈，身居士大夫阶层，乃是官员的后备军，从事医术，属于“方技”，当时被视为“贱业”。对曹操的头痛，华佗说：“这病在短期之内很难治好，即便是长期治疗也只能延长寿命。”华佗得不到重用，有点怠工，说收到家书，要回去。到家之后，说妻子病了，反复续假。曹操三番五次让华佗回来，又下诏令郡县征发。华佗自恃有才，厌恶为人役使，仍不上路。曹操便派人去查看，如果是他妻子真的病了，赐小豆四千升，放宽期限；如果是欺骗，就逮捕。调查结果是华佗撒谎，于是把华佗递解入狱。按汉朝的法律此等罪名属于：第一，欺君；第二，不从征召。曹操的谋士荀彧（按：《三国演义》作贾诩，因为荀彧已死）求情说：“华佗医术高明，关系人命，最好宽容一点。”曹操说：“除了他，天下就没有这种无能鼠辈了吗？”终于把华佗在狱中拷问致死。华佗临死前，拿出一卷医书给狱吏，说：“这书可以用来救活人。”狱吏害怕触犯法律不敢接受，华佗只好忍痛，讨火烧掉。[16]

这个素材，《三国演义》做了根本的改动，取得了伟大的成功。它把华佗的怠工致死之因，改动为他诊断需要劈开头颅，以麻沸散麻醉。虽然，华佗曾经为周泰治愈了多年的头痛，但是，这却引发了曹操的多疑，最终将其关押拷打致死。

《三国演义》从开始到结束以多疑贯穿曹操的生命，艺术的成就很了不起：第一，把多种历史的、野史的、传说的、分散的素材在性质上转化为多疑，并以之为核心，构成人物性格的核心。第二，让这种性格在发展中，越来越造成严重的后果。曹操开头的多疑导致他从英雄变成冷血的屠夫；后来的多疑，导致中了孔明的计策，乃是战役上重大的失败；最后的多疑，带来的后果不仅仅是他自己的死亡，而且是中国医学的重大损失。在《三国演义》中这样写：华佗把手稿托人带回家中，妻子误以为从医导致死亡，乃将医书烧毁，有人抢得寥寥数页，致使中医的宝贵学术成果（如麻沸散这样的麻醉剂）未遭遇重大损失。

这里不合史实的虚构，着重写到曹操心理的黑暗，但是，从其原因和后果来看，明显含有对这种心理黑暗的批判。当然，这里有对他的自作自受的批判，也有对他的怜悯，这正是亚里士多德《诗学》中讲的“卡塔西斯”，也就是恐惧与怜悯。作家不是法官，铁面无私，也不是道德家，眼里容不得一点罪恶。相反，从审美价值出发，作家只能把人当作人，不管他道德上是善人还是恶人，是欺骗还是坦诚，作家总是把他当作人，作家的任务，就是把人的心灵内在深层的奥秘，展示在读者面前，把倾向潜藏在情节的逻辑之中，其不朽在于其审美价值，而不是历史价值和道德价值，一味拘执于道德的善与恶的图解，便会损害其审美价值的大开大合。

《三国演义》之所以成为文学杰作，还在于它大开大合的情节和丰富辉煌的场面，层层揭示了人的心灵不是静止的，而是不断在运动的。

在《三国演义》中，表现得最为艺术的，往往就是既有性格的统一性，又有丰富的变幻性。这种变幻大致分为两种形态：第一种是量变，基本上是保持固定的特征，这反映了人的个性有稳定性的一面。善良的人，善良有一贯性，鲁莽的人，如许褚，永远是有勇无谋，赤膊上阵，吕布永远是背信弃义，赵云永远是一身是胆，万夫不当，这些人物，在《三国演义》中不在少数，都不算是最成功的艺术形象，被《三国演义》专家齐裕昆认为是“类型化”的，而不是个性化的。这种人物当然也不算概念化，因为它毕竟表现了性格在不同的环境中相对的统一性。在这方面，《三国演义》也有相当成功的范例。像诸葛亮的忠于刘备的信念，从三顾茅庐，被感动而出山，到执掌蜀国大权，再到刘备死后，始终不变。明明可以像曹丕，还有后来的司马昭那样，把小皇帝当傀儡，最后取而代之，但是，他没有，始终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但是，这种统一性，也不是绝对的，在统一中也有量变。三顾茅庐那时，诸葛亮二十六七岁，书生意气，指点江山，雄视八方，运筹帷幄，何等自信，只要你在四川建立根据地，天下有变，机会一到，你大军一出，百姓们莫不箪食壶浆以迎王师，霸业就不在话下了。青年诸葛亮的天真和乐观，带着某种空想，但是，到了刘备与东吴失和，被陆逊火烧连营七百里，病死白帝城以后，他在给刘禅的《后出师表》中，就不那么乐观了：“固知臣伐贼，才弱敌强也。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明知敌强我弱，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拼死一搏。这就相当悲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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