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两位大师，毛泽东对《三国演义》也深表忧虑，他认为把曹操写成一个奸雄、坏人十分不妥，历史上的曹操是一个英雄，在三国军阀混战的时候，曹操对平定北方的混战，奠定中国统一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基础来说是有重大历史贡献的。

这一点，你们可能没有什么具体的感觉。你们不知道，军阀长期混战，对于老百姓来说，是多大的灾难啊。当时的黄巾军，说得好听一点，是农民起义，说得不好听，就是一群饥饿的土匪。抢到粮食就吃，吃饱了，就乱糟蹋。战乱起于饥荒，战乱更加重了饥荒，导致人吃人的惨剧，《三国志》引《魏书》曰：

自遭荒乱，率乏粮谷，诸军并起，无终岁之计，饥则寇略，饱则弃余。瓦解游离，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袁绍之在河北，军人仰食桑椹，袁术在江淮，取给蒲蠃，民人相食，州里萧条。③

农民造反军没有长期打算，饿了就抢，吃饱了就丢，弄得部队有时只能吃水草和蛤蚌之类，哪里吃得饱啊。至于老百姓，那就更惨了，“民人相食”，就是人吃人啊。

但是，在《三国演义》中，曹操的艺术形象却被认为是“奸臣”。由于《三国演义》的广泛流传，在广大读者心目中，曹操就不是一个好人。几年前，易中天在中央台“百家讲坛”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他认为《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和历史上的曹操是两个人，《三国演义》的一个致命伤就是把曹操丑化了。④

对《三国演义》的否定，大致可分为几个方面，第一，就是从历史方面，说它不真实，歪曲了历史上的英雄曹操。第二，从艺术上否定《三国演义》，胡适说得最直白：最后定稿的人，是一群“陋儒”，拘守历史的故事太严，而想象力太少，创造力太薄弱。全书的大部分都是严守传说的历史，不会剪裁，搜罗一切竹头木屑，破铜烂铁，不肯遗漏。至多不过在穿插琐事上表现一点小聪明，所以只能成为一部通俗历史，而没有文学的价值。他们极力把诸葛亮理想化，但是，只晓得足计多谋是诸葛亮的大本领，所以诸葛亮竟成了一个祭风祭星的神机妙算的道士。他们又想写一个神武的关羽，然而关羽竟成了一个骄傲无谋的武夫。把一个风流儒雅的周郎写成了一个妒忌阴险的小人。⑤第三，以我的朋友刘再复为代表，他倒是肯定《三国演义》在艺术上的成就，他在《双典批判》中说：“从文学批评上，应肯定《三国演义》是文学杰作。”⑥但是，从文化批评的角度，他彻底否定了《三国演义》的文化思想，他说《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中国人心灵的“地狱之门”。不过《三国演义》是“更深刻、更险恶的地狱之门。最黑暗的地狱在哪里？最黑暗的地狱不在牢房里，不在战场里，而在人心中。《三国演义》是中国“权术、心术的大全，这些诡术包括儒术、法术、道术、阴阳术、诡变术，等等”⑦，“显露的正是最黑暗的人心，它是中国人心全面变质的信中信号”，“《三国演义》是一部心术、心计、权术、权谋、阴谋的大全”。⑧不过“刘备玩的是儒术，那么曹操用的是法术”。前者归结为“阴谋”，后者归结为“阳谋”，“两者都可以置人于死命”。⑨总而言之，这两个人物就是中国黑暗文化的地狱之门的代表。

这么多大人物都在批判、否定《三国演义》，但是，并没有损害《三国演义》这个文学经典的一丝毫毛，它还是一代又一代读者心中不朽的艺术丰碑、传统文化的瑰宝。《三国演义》中的人物故事，还进入了现代汉语的基本词语。如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借东风；赤膊上阵；空城计；话说曹操，曹操就到；赔了夫人又折兵；大意失荆州；走麦城；挥泪斩马谡。谚语有：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歇后语有：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都是有具体背景故事的，但是，日常口语中运用起来，毋庸多言，心领神会。

面对这些批判性的意见，我很困惑，这么多大家，肯定比我还大，为什么对于《三国演义》中的艺术精华、人生智慧，好像刁德一到了沙家——两眼一抹黑？

我想，其主要原因，在于观念上。

我想，拿《三国演义》和历史比，说它歪曲了历史，这种说法，似乎有悖文学常识。历史的价值是真，小说的价值是美，美的艺术都是假定的、虚拟的。真有真的价值，假有假的价值，只有通过假定、虚拟，才能虚实相生，真假互补，充分表现人物深层的内心情志。歌德说，艺术通过假定达到更高的真实，艺术的真实和历史的真实，是两种价值，这两种价值是错位的，只有拉开了与真人真事的距离，才有文学的想象，才有审美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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