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死如归的热血青年，突然变成一个冷血的屠夫，这看似是非常矛盾的，但是，又是统一的。这种统一，表现为矛盾在一定条件下向对立面转化。这个条件就是，《三国演义》强调的，曹操有一个心理特征，就是多疑。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有点心理病态，不健康。曹操的多疑与一般人的多疑不一样，一般人只是怀疑你不一定是好意，但也不一定是恶意，可曹操一旦起了疑心，那对方肯定就是最恶的意图；一般人猜想他人可能有坏心，在行动上犹豫不决，而曹操是坚决果断地使用最血腥的手段。这正是《三国演义》在艺术上的深邃所在。在一个短暂的时间里，英雄被打出了常规，走向了反面，由于怀疑，心理不健康，英雄变成了小人，视死如归的热血青年变成了冷血的屠夫。

《三国演义》的作者之所以把曹操的心地写得这么黑暗，并不是存心去毒害中国的“世道人心”，而是通过假定和虚拟，从美化到丑化，揭示了英雄不一定永远是英雄，坏人不一定生来就是坏人，二者是可以转化的，在曹操这里，转化的条件是，并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英雄内心的不健康，使他在瞬间变成了恶魔。

刘再复虽然感到《三国演义》是“文学杰作”，但是，他到了文学杰作深邃、审美价值最精彩的地方，却没有把文学当文学，只是从完整的形象中，割出一个丑恶的片段，当成全部。其实，《三国演义》文学价值的辉煌，还不仅仅在于此，而且还在于把这种多疑的不健康心理作为整个人物的性格核心，贯穿在他全部生命的历程中。赤壁之战前夕，诸葛亮的草船借箭，是很冒险的，二十条小船，全是稻草束、军乐队，大张旗鼓地进攻，之所以能取得胜利，就是因为曹操多疑。曹操认为诸葛亮为人谨慎，大雾之中，公然进攻，怀疑有埋伏，就中了诸葛亮的算计。

诸葛亮的这种计谋，在读者看来，是军事智慧，对天气和人心的洞察，而在鲁迅看来，准确地预测三天之后必有大雾，则是多智到近乎妖怪，而按刘再复的逻辑，完全是阴谋诡计。

关于诸葛亮“多智”在艺术上的精彩这一点，我在这里暂且按下慢表，另外单独讲一次。

现在只说曹操。《三国演义》的非凡艺术魄力在于让他最后也死在多疑上。他脑子里长了一个瘤，当时有个神医华佗诊断，这是可以治的，只要把头壳锯开，取出瘤来就好了。曹操怀疑了，那不是要我的命吗？不行，不但不让他治，还把华佗关起来，结果华佗死在了监牢里，曹操最后就死于脑瘤。

这一笔，看来是小情节，在曹操整个军事政治生涯中，所占篇幅也不大，没有多少渲染。但是，这正是《三国演义》作者举重若轻，寥寥几笔完成了曹操在漫长过程中高度统一的性格核心特征。如果说开头杀吕伯奢是凤头，历次战争中的丰富表现是猪肚，这一笔，则是豹尾。这个豹尾得力于作者对历史素材的天才改编。

史书《魏书·华佗传》中说华佗的医术虽然高明，但心中常感委屈，身居士大夫阶层，乃是官员的后备军，从事医术，属于“方技”，当时被视为“贱业”。对曹操的头痛，华佗说：“这病在短期之内很难治好，即便是长期治疗也只能延长寿命。”华佗得不到重用，有点怠工，说收到家书，要回去。到家之后，说妻子病了，反复续假。曹操三番五次让华佗回来，又下诏令郡县征发。华佗自恃有才，厌恶为人役使，仍不上路。曹操便派人去查看，如果是他妻子真的病了，赐小豆四千升，放宽期限；如果是欺骗，就逮捕。调查结果是华佗撒谎，于是把华佗递解入狱。按汉朝的法律此等罪名属于：第一，欺君；第二，不从征召。曹操的谋士荀彧（按：《三国演义》作贾诩，因为荀彧已死）求情说：“华佗医术高明，关系人命，最好宽容一点。”曹操说：“除了他，天下就没有这种无能鼠辈了吗？”终于把华佗在狱中拷问致死。华佗临死前，拿出一卷医书给狱吏，说：“这书可以用来救活人。”狱吏害怕触犯法律不敢接受，华佗只好忍痛，讨火烧掉。[16]

这个素材，《三国演义》做了根本的改动，取得了伟大的成功。它把华佗的怠工致死之因，改动为他诊断需要劈开头颅，以麻沸散麻醉。虽然，华佗曾经为周泰治愈了多年的头痛，但是，这却引发了曹操的多疑，最终将其关押拷打致死。

《三国演义》从开始到结束以多疑贯穿曹操的生命，艺术的成就很了不起：第一，把多种历史的、野史的、传说的、分散的素材在性质上转化为多疑，并以之为核心，构成人物性格的核心。第二，让这种性格在发展中，越来越造成严重的后果。曹操开头的多疑导致他从英雄变成冷血的屠夫；后来的多疑，导致中了孔明的计策，乃是战役上重大的失败；最后的多疑，带来的后果不仅仅是他自己的死亡，而且是中国医学的重大损失。在《三国演义》中这样写：华佗把手稿托人带回家中，妻子误以为从医导致死亡，乃将医书烧毁，有人抢得寥寥数页，致使中医的宝贵学术成果（如麻沸散这样的麻醉剂）未遭遇重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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