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写曹操逃出来，遇到吕伯奢打酒买菜回来，说，贤侄你怎么不在我家里坐着？我家里杀猪款待你，曹操说“避罪之人，不可久居”，我是有罪的人，被人家通缉，总在一个地方很危险，只好走了。比肩而过时，曹操突然回头，一刀把他杀了，陈宫就骂他说，曹兄，我们刚才是杀错了好人，现在是有意杀好人，是“大不义也”。《三国演义》的“义”是非常重要的，比生命还重要，是一个人的荣誉，是生命的所寄，所以，《三国演义》从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开始。不义之人在道德上是很卑贱的。这时曹操说了一句很著名的话：“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原来素材里说的是曹操针对这一件事，这一种情况，我没有办法了，只好这样，“宁我负人，毋人负我”，只能我对不起他，不能让他对不起我，而这里变成“宁教我负天下人”，针对天下所有的人。这句话成了曹操的人生格言和准则，这样就是把曹操丑化了。易中天的这个论断是有道理的。与《三国志》里提供的材料相比，曹操被丑化成了一个血腥的屠夫，有意杀了好人，还大言不惭，理直气壮。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我是流氓我怕谁！（笑声）这在刘再复看来，实在是心灵太黑暗了。

但是，这里呈现出来一个矛盾，其性质是价值准则的矛盾。刘再复事先声明说，他在肯定《三国演义》文学价值的前提下，对其进行文化思想的批判。但是，林岗在《双典批判》的“序言”中发挥他的思想说：“艺术价值越高，修辞越加精妙，如果它的基本价值是与人类的善道有背离的，那它的‘毒性’越大。就像毒药之中加了糖丸，喝的人只赏其甜味，而不知觉毒素随这进入体内。”[12]

但是，问题在于，人类心灵并非只有一种价值，而至少有三种价值，这三种价值，并非只是以善为最高准则，按康德的《判断力批判》，一是科学的真，二是实用的善，三是情感的美。这三者是不同的。“鉴赏判断是审美的”，“不带任何利害关系的”，“对善的愉悦是与利害关系结合着的”。[13]实用的善在文学作品中审美价值并不具备准则性功能。用朱光潜的解释，就是科学的真、实用的善和鉴赏的美是三种价值。[14]

从历史的所谓“真实”来看，易中天觉得这种不合经典史书的虚构是没有价值的，从道德的实用理性来看，刘再复觉得，写这样的卑劣心性“对中国的‘世道人心’危害实在太深太大”[15]。而从文学的艺术价值来看，恰恰因为虚构，因为写了人心的黑暗才有深刻的审美价值。这是因为，一方面《三国演义》美化曹操，视死如归，主动献身，他的慷慨赴义的精神可以感动敌人追随他，这是大大的美化；而另一方面，又把曹操写成血腥的屠夫，这当然是大大的丑化。但是，正是在美化与丑化之间，深深揭示了人性的深层奥秘。

视死如归的热血青年，突然变成一个冷血的屠夫，这看似是非常矛盾的，但是，又是统一的。这种统一，表现为矛盾在一定条件下向对立面转化。这个条件就是，《三国演义》强调的，曹操有一个心理特征，就是多疑。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有点心理病态，不健康。曹操的多疑与一般人的多疑不一样，一般人只是怀疑你不一定是好意，但也不一定是恶意，可曹操一旦起了疑心，那对方肯定就是最恶的意图；一般人猜想他人可能有坏心，在行动上犹豫不决，而曹操是坚决果断地使用最血腥的手段。这正是《三国演义》在艺术上的深邃所在。在一个短暂的时间里，英雄被打出了常规，走向了反面，由于怀疑，心理不健康，英雄变成了小人，视死如归的热血青年变成了冷血的屠夫。

《三国演义》的作者之所以把曹操的心地写得这么黑暗，并不是存心去毒害中国的“世道人心”，而是通过假定和虚拟，从美化到丑化，揭示了英雄不一定永远是英雄，坏人不一定生来就是坏人，二者是可以转化的，在曹操这里，转化的条件是，并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英雄内心的不健康，使他在瞬间变成了恶魔。

刘再复虽然感到《三国演义》是“文学杰作”，但是，他到了文学杰作深邃、审美价值最精彩的地方，却没有把文学当文学，只是从完整的形象中，割出一个丑恶的片段，当成全部。其实，《三国演义》文学价值的辉煌，还不仅仅在于此，而且还在于把这种多疑的不健康心理作为整个人物的性格核心，贯穿在他全部生命的历程中。赤壁之战前夕，诸葛亮的草船借箭，是很冒险的，二十条小船，全是稻草束、军乐队，大张旗鼓地进攻，之所以能取得胜利，就是因为曹操多疑。曹操认为诸葛亮为人谨慎，大雾之中，公然进攻，怀疑有埋伏，就中了诸葛亮的算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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